《胡适批红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日前，忽然接到宋广波先生寄给我的一份快递邮件，内有信函说明他曾赴台访学停留两月之久，获得了胡适之先生在拙著《红楼梦新证》上面批注的手迹，十分珍惜可贵。返京后，特意惠示于我，这真是我近年来罕有的一件望外之喜事。我对宋先生这样的高情盛谊，不知以何言词方能略表我的深深感谢之情。我读了这些批注手迹(38页复印件)之后，思绪联翩，一时之间交集于胸怀，想说的话也都纷纷涌向笔舌之间。因念及今年何年？正值岁在戊子，六十年前的那一个戊子，我在老北京东城的东厂胡同拜访了胡先生，并承他亲手借给我甲戌石头记的真本。在当年的暑假，四兄祜昌和我尽了两月之力录成了一部副本。同年秋天胡先生又把有正书局的石印的戚序大字本和手写本《四松堂集》借给了我(他托孙楷第先生转交)。于是我开始细校甲戌、庚辰、戚序三真本，并写出了《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次年《燕京学报》刊出)。所以那个戊子年乃是胡先生作《红楼梦考证》之后将近三十年的时光过去了，这是多年以来在红学研究缓步前进上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更巧的是六十年以后的这个戊子，先是《红楼梦新证》又得影印行世，如今又获见宋先生传来的胡先生手批本，那么这个戊子纪年的干支对于红学史的发展的阶段来说确实是一个纪里碑，而戊子年对我本人的感情记录上来说，那就更是难以忘怀的重要一页。
《红楼梦新证》于1953之秋出版以后，海内的反响，由友好人士的传达，我得以略知一二，至于海外情况如何，我是无从得知。就连有人写信给胡先生想挑拨先生的情绪，胡先生不但不介意反而说出了一篇赞我的奖饰之词，这也是2005年以后才辗转听到的，我哪里能够想象胡先生在那么早就做出那些批语。而到如今，若无宋先生，我仍是孤陋寡闻，人家也难以相信吧！这么说来，我之感谢宋先生岂是通常一般的心意可比。
胡先生降世于1891年，长于我者27岁之多。新文化运动时他是重要人物之一，而我则是次年才投胎入世的，到胡先生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时，我年方三岁。我是出身于村镇家庭的孩童，家无藏书，少年失学，遭逢乱世……不拘从哪一方面来说，并没有和胡先生对话论学的资格，后来在通信往还中也曾因为“白话文”的问题，我用不够客气的语言唐突冒犯了他，他也并不介意，依然不曾以为我是一个不可教的孺子；直到他看了我那本《红楼梦新证》，里面又有几处不够恭敬的词句(我的手稿中不是这样的)，再到批俞批胡运动时，他又读到了我的署名“批胡”的文字(尽管此文也曾经过别人的“加工”)，他都能高瞻远瞩，不肯脱离学术讨论和历史因素而计较芥蒂于怀。从这些方面来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仁人君子，治学大师。如今宋先生给我的这些材料一方面引起我感念的心情，一方面又重新获得了新的教益和启示，例如，他对每一个细节微点都不肯放过，其认真严谨的态度，使人凛然发生自律而敬服之心；又如，他肯于改正自己过去的见解，明白指出：“我错了。巡盐御史不是盐运使。适之”(381页)。还有一例：胡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第438页上，我引裕瑞《枣窗闲笔》中批评高鹗续书的一些论点加以圈点，共有七处之多，还有几句总括的话说：“裕瑞原文似尚有一节指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