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存传世画作来看，隋唐以来，妙手丹青，名家辈出。由于古代保存绘画的条件简陋，更由于水、火、兵、匪之厄，特别是战乱的洗劫，名画传世甚难。今天我们重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可以深切感受到在“山河破碎风飘絮”、国破家亡之时，人民仓皇逃难，转死沟壑，图书、文物——包括字画，或被偷被抢，或被迫弃如敝屣，任人践踏，碾作尘土的无奈和心痛。因此，历代传世名画，数量甚稀，价值连城，往往成了不法之徒行贿、贪官污吏受贿的珍品。而巨贪大恶，更直接染指名画，巧取豪夺。即以明朝为例，史实昭昭，观之令人触目惊心。
成化年间(1465—1487)，镇守云南的太监钱能，贪赃枉法。他附庸风雅，却又不择手段。他仗势欺人，先后用七千余两银子收买了沐府价值四万多两银子的文物。后来他调任南京守备，与另一个臭气相投的太监王赐，互相展示自己收藏的文物，并向南京不少缙绅炫耀过。这些字画，不但都是晋、唐、宋时之物，而且从王羲之、王维，到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的作品，所在多有，无一不是国宝。两柜书画在公堂展玩后，“复循环而来”，究竟有多少柜，虽然不得而知，但即使一柜，已属珍贵之极矣。
明代嘉靖年间曾任内阁首辅的严嵩(1480—1565)，权倾朝野。他神童起家，善诗文，精通书画。其子严世藩，在严嵩大红伞的庇护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严世藩平步青云，做官做到工部左侍郎，是个肥缺。他“招权纳贿，贪利无厌，尤好古尊彝奇器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