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对王右家的一往情深
依照常识理性，南开中学时期的章靳以和曹禺，很有可能是同时爱上了王右家，这种恋爱更多的是青春期男子一往情深的单相思。黄佐临在接受田本相采访时，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介绍了成年之后的曹禺依然对王右家一往情深的旧情往事：
“陈白露的模特儿我见过，此人姓王，叫什么我忘了。她是罗隆基的情人，人们叫她王小姐，长得很漂亮。曹禺跟这个王小姐是有交往的，相当熟悉；他自己就是那个方达生了。潘经理我也见过，天津一个银行的经理，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父亲，与罗隆基是同学，在英国也是同学，又在南开大学共同教课。罗隆基是结了婚的，经常同老婆打架。王小姐是官僚的女儿，家里有钱，她不是陈白露那种交际花。北京、上海都没有像她这样漂亮的。在重庆时，曹禺常提起这个王小姐，他还陶醉那段生活。王小姐又漂亮又聪明，但是她文化并不高。我想排《日出》，但找不到一个像王小姐那样漂亮的人。”前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父亲是章以吴，他与小自己一岁的周恩来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章以吴的妻子朱淇筠，是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及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的二女儿。章以吴进入社会之后很快成为“天津一个银行的经理”。到了1936年，26岁的南开小校友曹禺创作《日出》时，就把39岁的章以吴和40岁的罗隆基，当作了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的生活原型。
1974年1月，王右家的闺中密友，同时也是罗隆基婚外情人的吕孝信，在台湾《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发表长篇回忆文章《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按照吕孝信的介绍，王右家和吕孝信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毕业后，一起考入宣外大街的春明女中，之后又一起考入北京女子大学。她们原本约定要一起到美国去读书，没有想到王右家突然离开。两三年后的1931年，没有拿到学位的王右家又突然返回。关于王右家的美丽，吕孝信写道：“对于她的美我欣赏得最多，因为从小我就和她是死党，看见她成长———由一个黄毛丫头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我认为她最美的地方不是在她的面孔体型，而是在她的动作和她的气质上。她动作时的美，我以为纵集天下美女于一堂也无法与之相比。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给人一种如音乐旋律的美感。”吕孝信出生于1910年，刚好与曹禺是同龄人。而王右家要比吕孝信一大两岁，与章靳以的年龄更加接近一点。出生于1896年7月30日的罗隆基，比王右家大13岁左右。王右家出国之前，已经与义母的儿子订下婚约。当她从美国归来时，未婚夫恰好不在国内。于是，她在上海与罗隆基（努生）一见钟情。罗隆基与王右家的婚外同居，一直维持到1938年前后的重庆时期。由于罗隆基的妻子张舜琴要与她的一个学生结婚，终于同意与罗隆基办理离婚手续。王右家随后便与被她昵称“骡子”的罗隆基正式结婚。
据章诒和在《这样事和谁细讲》一书中考证，由于王右家无法接受罗隆基在情书里与杨度的女儿杨云慧谈婚论嫁，只好选择离家出走，时间是1943年6月28日。抗战胜利后王右家从英国回国，与罗隆基在上海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并且很快结识已故电影演员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随后在北平嫁给唐季珊做了第五任太太。王右家的自我解嘲是“老大嫁作商人妇”。
曹禺的《桥》与王右家、罗隆基的情爱传奇
曹禺1945年前后在重庆写作《桥》时，与南开老校长张伯苓与恩师张彭春兄弟，以及周恩来、邓颖超、罗隆基、王右家、钱昌照等知名人士都有交往。他在见证王右家与罗隆基之间的传奇婚变的同时，自己也陷入与妻子郑秀与婚外情人方瑞之间一男二女的三角婚恋。为了渲染《桥》中留学归来的钢铁专家沈承灿的“备受瞩目”，曹禺刻意为沈承灿安排了两名女子团团转的三角关系。剧中的梁爱米是以王右家为生活原型的陈白露式的交际花，她凭着自己的天生丽质，对于懋华钢铁公司董事长、像《日出》中的潘月亭一样有钱有势的何湘如一再拒绝；却苦苦单恋着“青梅竹马的玩伴，从小就别别扭扭，一见面就得争起来”的沈承灿。但是，当沈承灿的未婚妻归容熙出现在梁爱米面前时，她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嫉妒，反而心甘情愿地成全着他们的婚事。从这个角度上讲，梁爱米与归容熙身上，也寄托着曹禺对于自己的妻子郑秀与婚
外情人方瑞的一种情爱梦想。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舞台提示中一往情深地介绍了以王右家为生活原型的梁爱米：“她廿五六岁，上天给了她一副不能再美的外表，同时也给了她更难于捉摸的性情。
……虽然如此，她的心里倒也有一个小小的角落还保持着干净、真挚和温暖。她和沈承灿是青梅竹马的玩伴，从小就别别扭扭，时常吵架，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无止境地一见面就得争起来。她对承灿有一种分不得的感情，怕只有这一点感情才是心灵中最纯洁的了。”“廿五六岁”恰好是曹禺1936年前后写作《日出》时王右家的年龄，而不是他写作《桥》时王右家的实际年龄。留在曹禺记忆之中并且让他一往情深的，显然是王右家与罗隆基闹得满城风雨的婚外情爱。田本相在《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中，记录有晚年曹禺的另外一段话：“王小姐岁数和我们差不多，后来到美国去了。我写《桥》的时候，其中也有她一点东西，但也不是她了。就是那个沈承灿的朋友，古先生的一个姘头，高级的，有钱的，这样又从王小姐身上分出一点来。罗隆基到了北京，一天给她打两次电话，我都觉得邪门。”需要说明的是，戏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人物之间，所存在的只是激发灵感、点燃创作的精神性关系，戏剧创作的虚构想象从来都是不受现实生活的拘泥限制的，戏剧人物与生活原型之间也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