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道附近有一条不长的路，过去是英租界摩西道，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南海路，一位大作家搬到位于这条路上的永健里7号——他就是梁斌。
梁斌年轻时在保定参加革命，1948年随军南下到武汉担任宣传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回天津，曾担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等职务。此时，笔耕不缀的他已陆续写出了《夜之交流》《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等中短篇小说，《红旗谱》中的很多人物已初具雏形。
1953年6月，梁斌先生正式开始创作《红旗谱》。他把自己关在家里闭关写作，每天伏案疾书十多个小时。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写作时的状态：“我的创作欲、灵感升到高潮，欲罢不能。黎明起床，略作洗漱，即开始写作。早餐时间已到，我还没有写完一个节目，当我写完一个段落，饭时已过。午餐晚餐无不如此。有时写着写着，想起我还未吃饭，其实两顿饭已经过去了……”因写作时思维太活跃，太兴奋，他被小说中的人物折磨得严重失眠，经常靠镇静药物才能入睡。夏日酷热难耐，他只得头上蒙着湿毛巾，双脚泡在一盆凉水中写作。
这样的状态维持了一年，1954年，《红旗谱》的初稿全部完成，共计140余万字。1958年《红旗谱》正式出版后，立即好评如潮，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式作品。茅盾称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题词“红旗高举乾坤赤，生面别开宇宙新”，并亲自题写了书名。常有文学青年拿着自己的作品前来求教，也有业余作者集体请梁斌先生去讲课，他从不推辞，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如果有人跟他讨论《红旗谱》，他立刻就眉飞色舞起来。
1963年，他出版了《红旗谱》的第二部《播火记》，但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文艺作品一样，《红旗谱》也受到了批评，正因为此，这部宏大叙事的三部曲的第三部《烽烟图》，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才得以与读者正式见面。
现在作家写作有手稿的越来越少，而梁斌先生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对手稿向来视若生命。《红旗谱》修改了11遍，手稿摞起来比梁斌先生本人还要高出一块。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只随身携带了自己的手稿，而把字画等藏品都留在了家中。后来，中国现代文学馆落成，梁斌先生又把这些手稿捐给了文学馆。他为人朴实平和，平时没事就爱和邻居老百姓聊天，门口卖菜、修鞋、拉煤的人无不说“梁老是个大好人”，遇到不平事，他也一定要管管。
梁斌先生一直住在南海路永健里7号的这幢小楼里，一楼紧靠楼门的一大间是书房兼画室，晚年老人常在此写书作画，地上摊满宣纸，只要有人来串门，老人便成了门房。暮年时他出版了《笔耕余录》《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等著作，这位文学大师以200余万字的心血结晶，使世人领略了他的高洁品格、渊博学问、隽永才情和忘我奉献。
如今南海路的这所公寓仍属梁家。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楼之内几乎空空如也，因为梁斌先生把他所有的手稿、珍贵书籍甚至家具都捐给了国家。他离去后，家人仿制了家具，按原样复原了小楼里的摆设……
住在五大道上另一位文学大家是李霁野先生。现在大理道7号的“文明大院”，过去曾是大理道11号，这排小楼建于上世纪30年代，砖木结构，外观典雅朴实。一楼是客厅和餐厅，二楼为起居室、卧室，院内有花架及观赏树木。李霁野先生1949年到天津后便住在这里。在老人生命的最后几年，因患白内障双目失明，他常独自一人坐在门前的一张软椅上，不能读书，也很少和人交谈，迟暮之年，他的内心仍保有着诗人般的温存。
李霁野是“五四”新文化时期成长起来的翻译家、作家。年轻时他从安徽老家到北京读书，课余常编译一些短文以换取学费和生活费。不久后的一次机会，他结识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曾这样写道：“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预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
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李霁野与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成立了“未名社”。1927年，他从燕京大学中文系肄业，继续从事翻译、写作、出版等文化工作，翻译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简爱》等世界名著。
抗战结束后，霁野先生应挚友许寿裳之邀，赴台出任省编译馆编纂，转年编译馆被解散，其遂到台湾大学外语系任教。因霁野先生来自大陆，又是鲁迅弟子，故而受到台湾当局的格外“关照”。霁野先生不得不避开监视，转道返津。当时他在台大图书馆借了两本书，其中就有为翻译吉辛《四季随笔》所借的该书英文版，他想拜托老友台静农代为归还，可已经来不及。
直到1990年，台静农托嘱学者秦贤次专程到天津看望李霁野，带来了一本台静农保存多年的《四季随笔》台湾版。李霁野也将借出40多年的《四季随笔》英文版交给秦贤次，请他带回归还台湾大学图书馆，并在附信中陈述了这段不寻常的往事。
1949年霁野先生离开到天津后，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后来又担任过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等职务。上世纪80年代末，冯骥才先生调入天津文联担任副主席，当时霁野先生是文联主席，冯先生回忆两人一起工作的日子时说：“霁野先生的家和我住得很近，晚上散步的时候经常可以碰到他。他的白发红颜、他的儒雅气质至今给我留有很温暖的印象。在他大理道的住房里，我经常去的时候已是黄昏，跟他聊天时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他的头发完全白了，但他说话声音很大，是个很有激情的人。现在每每想到霁野先生，脑海中定格的依旧是那位黄昏下满头白发的长者。”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林非教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写道，1976年地震后，他到大理道7号文明大院的小楼里看望霁野先生：“找到李霁野先生的家，说明了来意之后，他很高兴地带领我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招呼我坐在桌子旁边的沙发上。我张望着他堆积在案头的文稿，和支撑在小床顶端防备着屋顶倒塌的铁架，想象他在一夕数惊的地震中，大概也并未中断过笔耕。”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上世纪末，天津很多作家都生活或工作在五大道。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理道上的文联宿舍，这里住过方纪、阿垅、鲁藜、鲍昌、万力、林呐等等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和诗人。多年以后，当我们开始细细寻找，也许会发现更多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与这座城市有关的故事。